马庄村原党委书记孟庆喜自述:我在马庄70年

文章来源:凤凰网江苏 作者: 发布时间:2018年05月17日 点击数: [添加收藏]
编者按:
 
  立政之本存乎农,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,必须振兴乡村。
  2017年12月,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徐州,视察了多个地方。在马庄村,习近平总书记说,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在这里看到了实实在在的落实和弘扬,实施乡村振兴战略,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,更要看农村的精神面貌、人的风貌怎么样。
  对这个人口不足三千、人均年收入三万多元的小村庄,总书记为何会给出如此评价呢?凤凰江苏数度走进马庄,深入探访,寻找答案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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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任马庄党委(原为支部)书记30年。如果从进马庄班子算起,就是干了46年——1970年11月,我们马庄大队党支部第二任书记杜玉洪力排众议,任我为大队团支部书记、民兵营长。
  在我任职期间,马庄取得了一些成绩,有了一些影响,我个人也获得了不少荣誉。特别是去年12月,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马庄,称赞马庄有个好班子、好带头人,我特别高兴。
  曾经有大专院校请我去做讲座,我说过,不要以为我现在坐在这个讲台上,好像很风光,其实我一路所遭受的那些磨砺那些误解那些委屈,是大家不能想象的。男儿有泪不轻弹,为了马庄的发展,我不知哭了多少次。当干部太孬了,哭,你得背地里哭去,哭完,擦了眼泪还得继续干。
 
 
孟庆喜(中)
 
  入团费了老鼻子劲
  我们孟家在马庄一直是一个大家族。1955年土改的时候,划成分,我大祖父二祖父被划为地主,我三祖父和我祖父(老四)划成了富裕中农。
  我父亲兄弟两个,我们两家合住在一个四合院。1958年,四合院做了大食堂,我们家就被赶出来了,住到了土房子里。1962年,食堂解散,我们又回到老院子里。
  我是1947年生人。开始对身上背的家庭成分倒是没什么感觉。但是后来,少先队入不了,有了压力。
  1963年,初中毕业后,就没继续读书了。我下面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,我是家里的老大,得给家里挣工分。
  我喜欢唱歌,从小学到初中都是文艺骨干。毕业之后,赶上大队组织文艺宣传队,我就参加了文艺宣传队。
  在当时来讲,你在学校里面不参加少先队没有地位,到社会上你不是共青团员,你也没有社会地位。我回来以后就写入团申请。那时候提倡学雷锋,做好事,做无名英雄。干完一天,生产队长安排第二天的活,转一圈儿,嗯,这块豆子要组织大家过来割了。等到第二天,派劳力去,豆子没有了,割完了,问谁割的,不知道。牲畜场有粪坑,好几十方粪,准备出。一夜,出完了。问谁弄的,不知道。都是叫团员、党员给做好事了。我要入团,要做好事,人家不喊我。怎么办呢?我一个本家大哥是贫农,当时是团支部委员,他夜里爱出去干好事。我没辙,晚上睡在他家门口草垛边。夜里面他偷偷起来,做好人好事去了,我就跟着。我已经来了,他不能往后撵了对吧?我就跟着干。我说以后你做好事得喊着我啊,你不喊我我怎么进步?
  我做好人好事,在宣传队里面又是骨干,那时候村里边初中毕业的人不多,要出黑板报了,也叫我。这样,到了1965年10月,我入了团。哎呀费了老鼻子劲了,也确实经受住考验了。
  感觉一辈子完了
  1966年系统社教,上面派来工作组。我入了团了,表现也很好,我的文笔在我们大队也算是出类拔萃的。社教队的教导员应礼恒(音),部队来的,他看我比较能干,就把我抽来当材料员。那时候不像现在通讯这么方便,下通知要跑腿。我们当时6个自然村,开会都是一早一晚开,明天早上6点钟开会,夜里面9点去下通知,给我一手灯,我就步行转一圈,得有十来里路,去通知。那会儿吧,就觉得使不完的劲。
  本来正常的话,我进大队班子没问题。结果到了1966年10月,“文化大革命”波及到农村了,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。我们家里面,我大祖父、二祖父是“死老虎”了,有造反派贴了大字报,说“孟兆林(我三祖父)、孟兆明(我爷爷)是我大队的漏划地主”。
  头一天大字报贴出来,第二天上午,应教导员就找我谈话,说人家反映你家庭成分有问题,你明天就不要到大队部来了。就不叫干了。
  那压力就大了,感觉一辈子完了,想到自杀。
  应教导员很细致,他感觉到我可能出问题,找我说:“庆喜,据我了解,你们的家庭不会有问题。你年轻你不知道,土改以后还有一次土改补课,如果你的家庭够地主成分,土改补课就给你补上了。不过呢,为什么不叫你在村里干,因为政治形势在这。无论如何,你不要走错路。通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,你这个青年我认为在村里面是比较优秀的,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”他还拿他自己为例劝我相信党、相信历史。
  我曾想通过中央一套的寻亲节目找应教导员,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
  很快,社教工作组撤走了。原来的宣传队加了一个帽子,成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,我也参加了。1968年,我就开始干我们大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。我这人比较爱学,宣传队所有的乐器,不到2年的时间,我全部学会了,像农村的这些,笛子、二胡、唢呐、口琴、琵琶、月琴,包括打击乐,基本上都会了。到最后排样板戏,我们有40多人,我演过郭建光等角色。
  1969年的年底,徐州这边基本就稳定了,市里、县里成立了革委会,1970年,就成立了基层党组织。应该说,我是我们马庄第二任书记杜玉洪带出来的。我们这位老书记,他不识字,但是对于党的事业非常忠诚。我是1970年11月份到大队里面的,任团支部书记、民兵营长,是他力排众议。1971年10月,我入了党。
  1970年,部队文工团招文艺兵,有人推荐我,说我是宣传队骨干,他们团长带人就到我们宣传队里面来看演唱,看了以后很满意,接着就派了两个人来体检,然后又带我到县医院做了系统的体检。体检以后过政审,到最后还是政审这一关没过——家庭成分不好。
  从1970年干民兵营长,一直到我1986年干书记。我也干了十五六年的民兵营长。马庄的民兵营很有影响的。我这个人就是干什么我就比较追求完美,我要干就把它干好。
  1972年我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团支部书记。1973年,铜山团县委开代表大会,我是代表,代表基本都是公社的团委书记,基层的那届可能就是我。1975年省委党校办学习班,我在那边参加了一个月学习。那时候基层的去省委党校学习,都是培养的典型了。
  我在民兵工作这块也比较出彩,铜山县武装部非常看好我,1973年,要配一个作训科副科长,也来考察我,到最后还是政审,没走掉。后来1975年铜山商业局招聘一个副局长,也推荐我了,到最后也是政审的问题,没能通过。
  那时候我们公社的党委书记,他是县委组织部过来的,特别热情淳朴。他说:“你看,庆喜这么好的青年,说他家成分不好,他坏在哪个地方?他们不用,咱用!”公社党委研究后,给我上报了一个公社党委副书记。这已经是1976年的事。批复下来了,他们就说:“可以了,你今后就端铁饭碗了。”
  和我一起批复下来的党员干部,凡是公布的,都上任了。那时候正好赶上农业学大寨,我们是学大寨的典型,民兵这块又是徐州军分区的典型,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人来我们这儿参观学习,接待工作都是我做的。一直有事,我的任命就一直没开会宣布。
  粉碎“四人帮”,根据相关政策,没任命的干部冻结,我就没能进公社班子。
  成了最早的一批万元户
  又经历了几年风风雨雨。1982年,分田到户,我家里分了7亩8分地。都是地边地头,我用拖拉机耕了耕,把沟啊坎的平整平整,到最后扩到了13亩半。
  80年代不是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?那时候我还挂着村副书记和民兵营长,无非就是参加个组织活动、开个会。我这人闲不住,我家孩子也大了,要上学了,家里收入太低,经济紧张。我这个人对新生事物比较感兴趣。我到权台煤矿那儿一看,工人喜欢买花草。那时候权台煤矿光工人就有2万人,还有家属。我一想这东西可以。我家的院子比较大,连上门口的路,7分多地,我就把整个西半院整出来,种花。也没啥名贵的花,就是自己种些月季,在徐州花鸟市场弄了些仙人球、紫罗兰、樱桃花,等等,都是很简单的,不过整成小盆景还是蛮好看的。两个孩子每逢星期天就拉着平板车到权台煤矿农贸市场去卖花,每次能卖个七八块钱。
  但是这样下去也不行,只能把温饱问题解决了。那时候,我就看了些信息,说养殖不错,比如说养鸡,能挣到钱,特别是搞良种鸡。
  当地的小鸡那时候1块钱能买12、13只,良种鸡仔5毛钱1只。我当时没钱,分家的时候,老娘就给了10块钱,给了一口袋小麦、两麻袋白干。我借了一部分钱,凑够50块,买了100只小鸡,荷兰良种鸡。我跟卖鸡苗的说,我花了这么高的价钱买了你的小鸡,我没养过,还不知道成活率怎么样。我说我这批鸡生的种蛋你要全部回收。他说可以。我就跟他订了个协议,这是我订的第一份合同。种蛋是一毛五一个,普通鸡蛋才几分钱一个。
  没日没夜,滚动发展,我是这一带最早的养殖专业户,也成了80年代最早的一批万元户。我们马庄第一台电扇、第一台电视、第一台冰箱……都是我拿了第一。那时候,铜山县也号召大家发家致富,办养殖讲座培训班,我也经常去给他们讲课。当时看我养殖有成,我们村里有几十家跟着搞养鸡,咱都无偿提供技术,包括防疫啥的,我都免费给大家提供服务,把大家带起来。
 
 
孟庆喜在村里的养鸡场
 
  我们生产队有10间场屋,分田到户后都闲置了。还有13亩的打谷场,另外挖土垫场,形成一个2亩多的河塘。我考察了一下,准备搞生物链养殖,场屋里养鸡,鸡粪喂猪,猪粪养鱼,鱼粪肥田。这13亩场面,我全部准备搞猪圈、苗圃。1986年,我就跟生产队订了个协议,承包30年。
  我筹备购置设备、整理场屋了。就在这时候,乡里面要我干马庄支部书记。
  我一直努力上进的时候,总是被这事那事耽误了。等我准备走发家致富的路了,反而找上我来了。
  那时候,青山泉乡18个村,我们排13名。我们村当时没企业,连办公室都没有,多少年来陆续还欠了国家46万块钱贷款。
  我一听说要我干书记,我就找了个借口躲出去了。那时候汽柴油还要计划,我就跟我们乡党委书记说,马上要冬耕了,我跟海门县燃料公司关系比较好,我去弄些柴油、汽油。走了之后,我就蹲在那边不回来。那一次调整了6个村的书记,等着一批宣布的。我不回来,他还不好弄了。急着开展工作,搞交接,到最后,那5个就先宣布了。我,他抓不着挠不着。那时候不像现在交通、通讯这么方便。最后没办法,他给海门燃料公司拍电报,让我回来参加党员评议。这个不好办了,迫不得已回来了。
  我找了好多的理由,给党委书记说,无论谁干书记我都支持,都配合,我是不能干。
  到最后,党委书记说,入党的时候你举手宣誓是怎么说的?“随时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一切”,现在都不要你牺牲一切吧?有困难,局面不好,形势不好,形势好了让你干?你共产党员就是解决困难的,你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安排!
  他那样一讲,咱好像还没道理了!没办法,就应承下来了。
  在回家的路上,心情是很复杂的。一个呢,咱才养了几年鸡,有了点成就感,刚刚要起步大干,这不能干了,心里面很沉重;再一个呢,咱毕竟是共产党员,从小就受党的教育,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想法,到最后,还是要服从组织决定。
  回到家以后,不到一个礼拜时间,就把鸡全部处理了。只留了30多只,留着下蛋。公私不能兼顾,忠孝不能两全。既然把咱推到这个份上了,就说明组织上信任咱,老百姓信任咱。咱再顾着家里面,这个集体肯定顾不好。
  马庄走上了共同富裕的路
  我分析了我们村落后在哪里,优势在哪里。我就想呢,我们最大的优势,一个是靠着国营权台煤矿,另外还有几个县办煤矿,像涟水煤矿。
  1980年,我被公社给调去搞计划生育工作了。涟水煤矿当时给我们老书记讲,13万块钱,我把矿交给你,我人就撤走了。你签下来以后,趁勺就能挖饭吃。这13万就划一笔账,我不问你要钱。等到你生产出煤炭了,随行就市,你给我煤炭抵就可以了。我一听说这个事情,跑了回来,我给老书记讲,这个咱得弄下来,弄下来了咱马庄比附近这几个村都不次。我们老书记说,山枣子是猴吃的,老母猪吃了倒牙,咱不是开煤矿的料。他讲得也很现实,咱都是种地的,弄煤矿,咱摆活不了,再一个,要是出了事,出了矿难,砸死人,怎么办?不愿意接。
  后来这个矿关了,东西都被四邻八乡的人卖废铜废铁去了,最后就剩下一个框架了。
  1986年年底,我接受任命之后,带着村两位班子,就在那个废矿上开了3天会。我说,咱地下有资源,再一个,靠近权台煤矿,有技术支持,咱把煤炭先搞起来。这样,我们就定了一个目标,二年小变化,三年中变化,五年大变化。
  1987年元月1号,那天下雪,雪相当大。我买了100响的一串鞭炮,带着32名党员,扛了两把铁锨,到废矿边放了鞭炮,铲了几掀土,就算破土动工了。
  当时,大家都憋着一股劲。我把那几年家里的积蓄都投到这里面去了。我们村老百姓基础还是好的,那时候大家都穷,没钱,把家里面卖鸡蛋吃油盐的钱都拿出来了。大家觉得很有奔头,那就得干。
  就这样,我们用了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建成了一个年产10万吨的煤矿。1988年10月投产的时候,正好赶上煤炭行情好,3个月的时间就收回了成本,还清了债务,还清了老百姓的集资,集体还略有盈余。
 
 
村民在煤矿工作
 
  1989年,我们配套建立了运输队。这时候大家都说,“三年中变化”超前实现了。
  有些老百姓就讲了,人家外村开了煤矿都分了多少钱,我们为什么分的钱不多啊?我就给他们讲,钱来到手,饭来到口,钱都分到手里面,你一回去就花完了。煤炭既然干了,咱要有个长久的目标,不能光看眼前。煤炭是个资源性行业,现在我们吃的是子孙饭。都挖完了的时候,我们没有接续工业,到时候我们还是受穷。我们当时就决定,地下积累,地面发展。把地下积累的50%的钱,用来发展地面企业。另50%用来改善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。
  我们那时候就搞了第一次转型,地下积累,地面发展。
 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,有一些插曲,但是我们始终坚持搞集体经济,走共同富裕的道路。
  1997年金融风暴,集体经济受到很大冲击。到了1999年2000年的时候,集体企业改制。当时那个动员会,晚上8点多开的,开到夜里11点。区委书记讲,要全部买断,集体不要留一分钱的东西,改制就要彻底地改。会开到最后,最关键的一句就是——不换思想就换人。
  开了那个会回来,我一夜都没睡着觉。我就想,你这个集体如果全部都卖完了,分光卖净了,你拿什么东西为老百姓服务?弱势群体怎么办?你手头没有米,唤鸡都不理。我思来想去,不能按这个方法办。
  第二天,传达会议精神的时候,我先把区里文件的原文给大家讲了。讲了以后,我就谈了自己的看法。我说现有的集体经济已经比较脆弱了,如果改掉了,你这个集体这一块就垮了,今后永远都不会站起来了。我当时还学习了一段毛主席的语录,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。政策有原则性,现在它要你强行改制,这就是一种政策,不换思想就换人,策略有它的灵活性。我说从现在开始,你这个财务往上面报改制的进度的时候,百分之百地全部办,集体一分没留,但是,我们内部掌握,只改经营权不改所有权,不能卖,经营可以承包给私人。而且我这个“只改经营权”,也不是大撒把,一年缴个三万两万我就给你了,我市场化,招标承包。
  大家也认同我的看法,我说那我们就按这个执行了,你们放心干。最后出了问题有了责任,我一个人顶着,跟大家都没牵扯。
  我们村就走的这个路子。像这样,我们改制以后,每年还有三百万左右的集体收入,还能做到有钱办事、有人办事。以后我们煤矿也是用这种办法承包经营。
  2001年7•22爆炸事故之后。国务院明传电报,要求所有的小煤矿全部关闭,四条标准:切断电源,拉倒井架,填平井口,恢复地貌。我当时一看,我说这个谁都抗不了。我就把矿主找来,说上面有明传电报,我们只能无条件终止合同。其他一些村的小煤矿,卖给私人矿主了,就一时弄不动啦。正因为这样,徐州市的小煤矿关闭现场会就是在我们村里开的。有好多人说,马庄什么事都出风头似的。
 
 
早期的马庄村农民乐团
 
  马庄“吹”出去了
  怎么想到建农民乐团的呢?一直到现在还有人说,马庄的农民乐团就是孟庆喜的一个爱好。这个呢,仅仅是因素之一,不是主要因素。
  咱村里的发展,如果离开文化立村、文化兴村的路子,离开农民乐团,不会有现在这个局面。
  1988年,自己跟自己比,纵向比,马庄是发展了,发展得很快。横向比,还是比不过。所以,县以上的评奖一直没我们的份。你在社会上没有影响力,干什么都不行。我到银行贷款,特别是信用社,主任见到我就往外推,原来借的钱还没给,现在还觍着脸来借钱?当时很难受,个人面子无所谓,工作不好发展。
  再一个,经济发展了,有了点钱了,有些村民喝酒、赌钱,三句话不投机就打起来了。这样肯定不行,有了钱了,精神更得充实。
  这两方面的需要,让我们有了创办农民乐团的想法,两个作用:一、文化搭台,经济唱戏;二、利用农民乐团团员为骨干,带动群众业余文化生活。
  为什么搞铜管乐队?当时我们老主任就说,搞也行,就搞民乐团,宣传队还有一套乐器,锣鼓什么都有,不用花多少钱。我说不,咱要搞,就搞铜管乐队。当时乡镇企业有个口诀,人无我有,人有我新,人新我全,人全我精。我说唢呐、锣鼓大家司空见惯了,我们要干就干“人无我有”,搞个管乐团,一般人见都没见过,能做到一炮走红,再一个,管乐演奏起来非常震撼,鼓舞士气。
  铜管乐团组建三个月,我所说的两个作用都见效了。
 
 
早期的马庄村农民乐团
 
  2002年,企业改制,乐团市场化运作。当时市场低迷,有好多队员流失了,有的人提出来乐团不要弄了。我想来想去,马庄之所以有现在,是农民乐团给打出的天下,文化立村有这么一个队伍。要把乐团解散了,马庄就垮了。在经济最低迷的时候,有些领导见了不问经济,问,马庄现在升旗仪式还搞吗?搞!舞会还跳吗?跳!
  就在最困难的时候,我把我儿子孟国栋叫回来了。
  他13岁就跟着乐团一起成长,后来考上徐州文化艺术学校,又考上中国音乐学院,毕业之后,分配到江苏省梆子剧团。那时候专业艺术院团演出任务很少,我跟他们团商量,借用他,把马庄农民乐团带起来。
  国栋工作比较认真,带着乐团走出了低谷。组织上看上了他,2007年,就让他挂了村党委副书记。2013年,贾汪区行政区划调整,设立潘安湖街道,国栋被借调了一年半时间,任办公室副主任兼接待办主任。国栋演讲水平很好,金话筒、百姓名嘴、地方方言大赛,有的是冠军有的第二名,领导也看好他。
 
 
马庄农民乐团参加意大利第八届国际音乐节并获奖
 
  要退休就“裸退”
  我1994年就挂职青山泉镇副镇长,2002年的时候有个政策,给转了公务员。我2007年公务员就退了,组织部长找我谈话,我提出村里面这块我也退下来,无论谁接班我都支持。但是一直不让退。
  2016年,换届,我70岁了,身体状态也不好,我说我是“金玉其外败絮其中”,一定不能干了。结果就让国栋接书记,我说不行,人家会说我搞“世袭”。但是,最后,还是让国栋接了。
  咱爷俩谈话,我说你要做好三种准备:一、做好吃苦的准备,农村工作没有上下班,没有节假日,半夜有事你得起来;二、做好吃亏的准备,孩子在徐州上学,你无暇顾及,村支书待遇虽然比过去提高了,但是比社会上的收入低;三、做好吃气的准备,一个家庭都有矛盾,何况接近三千人的村子,而我们这个村能上不能下,能好不能坏,大家都盯着,甚至会遭到误解,你得面对。
  我还告诫他,农村干部想干好,要具备四个条件,鹰眼(目光敏锐,看得准)兔子腿(经常跑,深入一线),草包肚子(能受气)话梅嘴(多宣传,善做思想工作)。
  当时组织上希望我继续任村党委副书记,哪怕任委员都行,不能全退。我说我裸退,否则,新班子是否还要看我脸色?
  现在,村里需要我做些接待工作,我就来,不需要我掺和的我就不掺和了。村里大小事情,国栋不和我说,我也从来不问。
  这一年多时间,他们干得不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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